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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焦點觀察:春秋青銅銘文書寫的文學轉向

    來源:光明日報     時間:2022-10-27 17:00:17

    春秋時代,文化丕變,中國文化的“軸心時代”已經到來。對于春秋時代的文化特質,郭沫若曾以著名的蓮鶴方壺為其象征,他說:“此鶴初突破上古時代之鴻蒙,正躊躕滿志,睥睨一切,踐踏傳統于其腳下,而欲作更高更遠的飛翔?!保ā缎锣嵐牌髦欢己恕罚嶋H上,不僅春秋時代的器物藝術突破了窠臼,春秋時代的銘文書寫也展現出了新的品格。

    與西周時代相比,春秋青銅銘文至少在如下方面,表現出鮮明的轉向特征:


    (相關資料圖)

    第一,禮制的突破、個體意識的顯露與昂揚的時代精神。

    春秋是典型的城邦時代(傅道彬語),諸侯國在擺脫了周天子的羈絆之后,各自開疆拓土,以蓬勃的態勢發展起來,《左傳》成公八年申公巫臣言:“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,何國蔑有?”春秋時代,各諸侯國表現出鮮明的自立和自覺精神,出現了發達的城邦史學、城邦哲學,一種突破舊有束縛、強調自覺自立的時代精神,已經成為春秋時代的思想主潮。與此相適應,春秋時代的青銅銘文也表現出一種“舍我其誰”的精神風貌。

    春秋中期青銅器《晉公盆》在其開篇仿照西周金文套式,稱揚先祖說:“我皇祖唐公,膺受大命,左右武王,敬□百蠻,廣司四方,至于大廷,莫不事公?!钡S后就轉入了對自己的不吝華辭的贊美:“余雖今小子,敢帥型先王,秉德秩秩,□燮萬邦,殷殷莫不日卑恭,余咸畜胤士,作朋左右,保乂王國,刜暴舒迮,丕嚴虩若否?!钡搅舜呵锿砥谇嚆~器《?鐘》,器主自述說:“余呂王之孫,楚成王之盟仆,男子之臬,余不特甲天之下,余臣兒難得?!币庵^:我是呂王的孫子,楚成王的盟仆,男子漢的榜樣。我不僅才能出眾,天下第一,我實在是難得的人。李家浩說:“這樣自吹自擂的銘文十分特別,可以說在先秦銅器銘中是僅見的?!保ā?鐘銘文考釋》)比起《?鐘》的狂妄,不遑多讓的是《郘鐘》銘文,整篇銘文有七處用第一人稱,而且大多用主格,如“余翼公之孫”“余頡岡事君”“余獸丮武”“余不敢為驕”“我以享孝”。也有用所有格的,如“作為余鐘”“樂我先祖”。這在傳世銘文中也是僅見的。

    在這種以我為主的銘文書寫方式里,西周銘文“敬天法祖”的思想精神正在一點一點被剝離。春秋的諸侯和士大夫們,似乎已經不再將青銅銘文作為權力和地位的“特許狀”(馬林諾夫斯基語)證明,而是認為自身的德業奮斗比起先祖的遺傳血統,更具有說服人心的效力。

    第二,精細化、個人化的語匯描摹。

    西周時代的青銅銘文,完全是禮典書寫的產物,其語詞使用一方面受限于“禮典”的程式和規范化描述,另一方面受制于“禮器”“禮物”和“禮文”的詞匯陳列,留給個人和個性表達的空間極小。因而,其文學性主要表現為“禮文”之“文”的顯現,表現為一種在形式、韻律方面向“詩”的靠近,表現為一種對盛大功業的文字敘述。從文學接受的角度,最終表現為對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周代禮樂文明的追想。所以,西周青銅銘文的“文學性”,是一種綜合性的“文學性”,與純粹的“文學性”還有著相當的距離。因而在某種角度上,西周青銅銘文的表述更多“公家之文”的特征,卻缺少“私家之筆”的個人情致。

    這種情況,到春秋時代有了較為顯著的改變。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,自春秋早期開始,西周晚期金文中習見之有關廷禮、冊命等內容的銘文即已不復見。禮典從銘文中的消隱和弱化,為個人化的文學表達預留了空間。

    如春秋早期青銅器《上曾太子鼎》,其銘文載:

    上曾太子般殷乃擇吉金,自作?彝。心圣若慮,哀哀利錐。用孝用享,既和無測。父母嘉持,多用旨食。

    此鼎是上曾太子般殷為其去世的父母鑄造的彝器,中有“心圣若慮,哀哀利錐”句,文辭優美,極為少見。中國上古典籍中曾記載一種非常神秘的“思成”行為。所謂“思成”,乃是古人在祭祀先祖之前,祭主先要進行齋戒,回憶先祖生前所作所為,思慮既深,便如在目前。如此,則祖宗陟降,神明來格,此謂之“思成”?!对姟分赌恰分^“湯孫奏假,綏我思成”。鄭箋謂:“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,弦歌之,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。謂神明來格也?!抖Y記》曰:‘齊之日,思其居處,思其笑語,思其志意,思其所樂,思其所嗜。齊三日,乃見其所為齊者。祭之日,入室,僾然必有見乎其位;周旋出戶,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;出戶而聽,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?!酥^思成?!鼻嚆~銘文“心圣若慮”是典型的“思成”之舉?!笆ァ?,聽也,聞也?!靶氖ト魬]”,謂以心聽之,如聞憂慮?!都懒x》言“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”,“心聽”也?!皭魅槐赜新勂鋰@息之聲”,“若慮”也?!鞍ОЮF”者,“哀哀”,悲傷之心也,《詩·小雅·蓼莪》謂“哀哀父母,生我劬勞”?!袄F”者,哀心之狀,錐心之痛也。

    再如春秋晚期青銅器《蔡侯尊》,其銘文曰:

   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,蔡侯申虔恭大命,上下陟否,擸敬不惕,肇佐天子,用作大孟姬媵彝缶,禋享是以,祇盟嘗禘,祐受無已,齋嘏整肅,類文王母,穆穆亹亹,聰憲訢揚,威儀游游,靈頌熙商,康諧穆好,敬配吳王,不諱考壽,子孫蕃昌,永保用之,千歲無疆。

    此器銘文,是春秋蔡昭侯為長女大孟姬媵器所作的致語。銘文中有“靈頌熙商”一句,用以稱美大孟姬的容貌,“靈”者,令也,休美也。頌者,容也。熙者,光也。商者,彰也。所謂“靈頌熙商”,意即嬌美的容顏煥發出太陽一樣的光輝。王粲《神女賦》:“朱顏熙曜,曄若春華?!庇谩拔酢眮砻枋觥邦仭?,與蔡侯器銘文“靈頌熙商”中用“熙”來描述“容”恰可互證(謝明文《商周文字論集》)。曹植《洛神賦》:“遠而望之,皎若太陽升朝霞”,與此差可比擬。應當認為,這種對于大孟姬美貌的描寫方式,實際上已開后世以太陽喻女性容顏的先河。另外應當注意的是,此銘文一一列舉大孟姬之美德,其文合于詩韻,類似于《衛風·碩人》的“賦”體,描摹之精,在周代的青銅器銘文中罕有其匹,獨樹一幟。

    第三,關注器物藝術本體的文學修辭。

    西周青銅器是“禮”的物質載體,青銅銘文的書寫重在對“禮”的呈現,而其自身的材質、紋飾、音聲之美,在銘文書寫中則較少表現。及至春秋時代,個人的情感嗜欲活躍起來。管仲鏤簋朱纮、山節藻棁,喜歡“裝飾之美”。魏文侯與子夏語,好“新樂”而厭“古樂”,喜歡“音聲之美”。二者一一違背禮制,以個人的情感嗜好為唯一的出發點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青銅銘文就不能不有所表現:

    《?鐘》載:“其音贏少熾揚,龢平韻煌,靈色若華,比諸毊磬,次諸長竽,合奏鎗鎗?!薄摆A少熾揚”四字意謂編鐘之音高低起伏,遠近飄蕩飛揚,對于“音色之美”的形容已經變得具象化?!办`色若華”四字用來贊美新鑄編鐘的“材質之美”,意謂編鐘奢華的色澤像鮮艷的花朵。透過作器者得意的口吻,我們可以想見它當初艷驚四座的“出場”情景?!多L鐘》載:“矯矯其龍,既?崇虡。大鐘既懸,玉毊鼉鼓?!薄俺C矯其龍”用以形容懸掛編鐘的筍虡的飾紋,《周禮·考工記》謂:“宗廟之事,脂者、膏者以為牲;臝者、羽者、麟者以為筍虡?!壁A少熾揚、靈色若華、矯矯其龍,十二個字讓人感覺到青銅器銘文書寫的變革,感覺到春秋文學語言的進步,它已經從簡單的頌揚祖先的器物載體,轉變成了人們“關注”的藝術本體。

    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學”(王國維《宋元戲曲考》),春秋青銅銘文的書寫彰顯了一種與西周迥異的文學風格,它表現為昂揚的時代精神、個人化的文學書寫和對器物本體藝術修辭的重視,與《左傳》等經典文本一道,共同呼喚著一個“新體文言”文學時代的到來。

    (作者:李振峰,系吉林師范大學副教授)

    標簽: 春秋時代 時代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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